用户 姐解说人生 的回答
有。我是70后的，家里父母是国营大厂的职工。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也就是80年代。国民普遍物资奇缺，吃饭穿衣都得省着、水果是奢侈品。厂里福利却很好，一周放一次电影。我家住在农村，那个时候，水稻产量低，没有机器作业，全人工，劳动效率很低下，农民从早到晚都在田里，收了一点稻子，还要把好的粮食交部分给国家，有时自己家口都不够吃。所以，村子里没有电视，孩子们都聚齐到我家看电视、黑白色调大屁股，信号有时不好，就拍几下它的屁股，信号就会好点。我还拿香蕉换他们的烤红薯吃呢！现在他们长大了都在外打工，都是有钱人了，要啥有啥，电视机越大越有。他们以钱为中心、脑子活络，就是为了挣钱、但是他们缺少一种正能量的精神。在村口，特别是过年时，走着大摇大摆的土豪螃蟹步子，戴根手指粗的金链子，手里拿着和天下烟，见人就散烟，开车一路喇叭音乐放忒大声，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发财了。
用户 开朗圆月JT 的回答
当时那个年代,家里有电视机的人家的确是极少数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因为当时我们家在弄堂里(以前上海小巷叫弄堂,现在改建成为小区了)也算条件比较好的一家,谈不上排第一,起码也能排前三名吧,因为我父亲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母亲在纺织工作。在当时的年代,这样的双职工家庭,在上海应该还算是比较好的。
记得当时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后,我和弟弟读书回家后,马上就把作业做完,盼着天早点黑下来,这样晚上就可以看电视了,而弄堂里关系好的邻居,也多会来我家看电视,每天晚上家里基本上挤满了人,这种现象维持了一年多。
不久以后上海在全市里弄里创办了“向阳院”,从那以后每个里弄里都发放一台电视机,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左右,邻居家的大人小孩们,就会把家里的凳子早早地摆放在看电视的地方,为了能抢到一个好位子,邻居之间会经常发生争吵,一到晚上小孩子们已早早地等在那里了,等着准时收看电视。记得当时播放一部日本电影（追捕）,让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影片中主人公,杜秋带着真由美骑着马逃跑时的音乐配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情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每当回想起童年的时光,虽然与现在的孩子相比苦了很多,但想想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的童年,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特别是有了“向阳院”以后,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看到了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并不断地迅速发展而壮大起来了！……
用户 伊文xian 的回答
我们家没有，其他家庭也一样。记得小时候，我们上学除课本外，没有其他的参考书籍、名著之类可资阅读，文化活动主要是电影，通常一部影片会在附近村子连续放映，我们几个人结伴不厌其烦的连续赶场观看，即使这样的机会，一年也不是很多。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多来自于大队的广播室定时不定时的广播，且以劳动、闲暇之余居多。特别是夏季人们在户外、大队部、麦场等处纳凉时，听着大喇叭广播的时事政治、陕北民歌、传统相声、关中道情、戏曲歌剧，尤其是秦腔，那种荡漾在心间的幸福惬意之情，无与伦比。当然，也有相对富裕些的家庭中，有收音机。体积大点的，不便来回移动，想听时，需到人家家里去听。体积小点的，往往可以随主人一起，在户外随便一个地方，蹲着的，坐着的，或全神贯注，或漫不经心，大伙围拢在一起，边聊天，边听广播，知足常乐，溢于言表。记得我七伯父家中，有一个在老式柜子上放着的大收音机，闲暇之余，我常常过去会听一会儿，聊以卒岁，得过且过，也度过了多少苦闷、无聊的光阴。我十一伯父家中，有一个小收音机，应该是使用二号电池的，黑面，白底，什么牌子的，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农村代销点仅售一号电池，为了不影响使用功能，十一伯父细心的用牛皮纸把两节一号电池包住，绑在收音机的背后，用引线把收音机正负电极连接起来，来回带着，走着听着，乐在其中。有一次，我说出欲借收音机听听的想法，十一伯父竟爽快的答应，让我很是感动。如获至宝，我竟抱着收音机聚精会神的听着、听着，直至无台可听，方才罢休。对邓丽君的歌曲虽是断断续续的听的，但印象仍极深，因之谓之靡靡之音。现在听起来，仍觉是雅而不俗，情而不色，浓而不烈，甜而不腻，矜而不争，泰而不骄，味道舒心，百听不厌。说实在的，那些鲜为人知的艰难困苦，在磨砺我们的同时，也赐予了我们成长的智慧与动力。怀揣梦想，笃定前行。那时，我总觉得，人与人的交往是真诚的、互敬的，人们的关系是融洽的、和谐的，世间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宜人的，崇高的理想是远大的、可实现的。依靠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追求既定的目标，放手去做，执着坚持，生活定会更充实，人生定会更精彩。当时，时不时从心灵深处都有着何时能有一个属于自己收音机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