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 黄风大王讲文史 的回答
“商人”这个词，很可能是来自于商朝。据考证，商朝人的贸易是比较发达的。一方面，是因为商朝的统治较为松散，人口流动性强；另一方面，是商朝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老百姓的很多东西都需要通过彼此交换来获得。
到了周朝的时候， 周王室感慨于商朝的灭亡，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体制才行。于是，在经济方面，他们就建立了井田制，一切以农业为根本，而这也奠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基调。
那么，周王室强调农业还有哪些原因呢？
首先，周王室本身就是靠农业起家的。周王室的祖先是后稷，是虞舜时期的农业部长。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其次，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低下，经过周王室的实践证明，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只有保证农业，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整个国家才能保持稳定。这也是从商纣的暴政中吸取的教训。后来的孟子就说过一句话：“民有恒产，则有恒心。”
所以，后来的封建王朝建立之后，“士农工商”，农被排在了四大社会阶层中的第二位，而商人则是被排在最后。
那么，商人为什么这么倒霉，排在了最后呢？
一方面，还是生产力的问题。古代生产力不高，而商人不从事生产，整天就靠一张嘴皮子赚钱。如果大家争相效仿，那以后还有谁去耕种。如果没有人耕种，那温饱问题不就无法解决了吗？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这种对农业发展有不良影响的行业，自然要被抑制。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另一方面，商人逐利。有很多商人，为了获得利益，可以六亲不认，可以手段残忍至极。先前有很多去东南亚旅游的人都说过，去东南亚旅游千万不要拿钱给路边的残疾儿童。因为人贩子看见这个有利可图，就会去拐骗儿童，然后将他们打成残疾，再丢到路上去向外国人乞讨。
中国封建王朝是以儒家治理国家。儒家的理念是讲求“仁”“义”，商人逐利如果太过分，就会破坏仁义道德，会对整个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
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资本运作。商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赚钱，那么，商人赚的钱如果比皇帝还多，比国库还多，那到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难道不会被这些富商大贾所把持吗？一旦国家的经济被商人所把持，那整个国家的政令就有可能出自商人之手。最终，封建帝王也就变成了商人的傀儡。这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即便皇帝没有成为傀儡，那皇帝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如果危害到了富商大贾的利益，他们难道不会使绊子，故意捣乱吗？这是显而易见的。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西晋时期，石崇和王恺斗富，晋武帝暗中资助王恺，结果还是斗输了石崇，这让晋武帝很没面子，而皇帝的威严也被削弱了。
朱元璋起义的时候，大商人沈万三给他投资了一大笔钱，可是当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就把这个全国首富给打压了，将他发配云南。不就是因为朱元璋看到了资本在改朝换代中的巨大影响力吗？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中国古代才会把农民的地位摆在前面，而把商人的摆在最后面。而且，大部分朝代都规定，商人不得入仕，世世代代不得脱离商籍。甚至有的朝代，还对商人的衣食住行有明确的限制。
用户 Mer86 的回答
不止中国。古代欧洲商人的地位也不高。
比如大革命前的法国，商人赚了钱就想尽办法花钱买贵族头衔，送孩子去读法律，从而让后代不做商人。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商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以及资产阶级对贵族特权不满导致的结果。
如果商人、资产阶级地位够高，他们也不会跟着工人、农民一起造反了。毕竟他们都是有钱人，跟工农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推翻了旧贵族后，他们马上变成了剥削工农的统治阶级。
还有西班牙、奥地利也是如此。商人们赚了钱之后，首先就是去买地，买贵族头衔，争取让后人成为吃地租、免缴赋税，不用劳动的上流社会人。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士绅很像。都是先争取考官，考不上就去买。买一个挂名头衔也是值得的。
英国也差不多。之所以现在我们感觉英国商人地位高，主要是因为英国贵族经商，拉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整体地位。而除去这些经商的大中小贵族，当年英国普通商人的社会地位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其实不止中国，只要是旧体制国家，大多数商人的地位都不算高。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我们想一下，“商人地位不高”这一概念是谁告诉我们的？
是工人、农民吗？当然不是。
在贫穷的工农眼里，商人虽不是上流人，但却有机会过上上流人的奢侈生活。只是他们没有上流人（中国是士大夫阶级，欧洲是贵族和教士）的政治地位而已。
而自己想过上那种生活，几乎不可能。
不是工农，又是谁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士大夫和贵族、教士们告诉我们的。
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说：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
在白居易这个士大夫看来，商人逐利，跟着利润走，没有信仰。内心极度鄙视这种人。
还有欧洲的很多著作，商人在其中几乎都是反面角色。这些人放高利贷，非常缺德。逼得百姓逼迫卖儿卖女，心中一点对上帝的敬畏感都没有。被统治阶级极度鄙视。
所以“商人地位非常低”实际上是一句带有误导性的话。
古代商人地位确实不怎么高，但古代商人活得并不算悲惨。
比如《聪明的一休》里面的桔梗店老板，他地位虽不高，在足立将军和一休眼里，只是个丑角。但他的生活水平不低。
我国古代虽然把商人排在了农工后面，但农工并不比商人过得好。这点一定要搞清楚。
▼《聪明的一休》中的桔梗店老板
那么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欧洲的旧贵族、教士阶级为什么要鄙视商人呢？
这个原因，中外不太一样。我国古代之所以要抑制商人。一方面是生产力所限，要是大家都不种地了，粮食就不够吃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要集权。这一点，在《商君书》中有明确的解释。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商君书农战篇》
这段话很长，简单翻译意思就是：工人、农民工作环境固定，没见识，好管理；而商人到处跑，有钱，且见识广，很难被忽悠，不容易管理。如果举国皆是商人，那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主君征战沙场了。
我们知道，古代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祭祀和打仗。这都是大工程，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动员国内一切力量才行。而所谓动员国力，无非是动员两样东西，一个是招人，另一个是征粮。如果你是主君，你会怎么招人？怎么去征粮？你认识每个老百姓吗？不可能的。
所以，你需要推行户籍制度。你需要把每个子民都登记在册。而如果要搞这件事，那你就必须要求子民不能随便迁徙，否则一旦每个人都随便搬家，户籍就乱了，你就没那么容易招到人服役、纳粮了。
而把人稳住后，专心种田，发展农业，恰恰既可以提供粮食赋税，又可以束缚老百姓不到处跑。一举两得，所以才要提倡。
至于商人，到处跑，既无法快速征召，同时又不能生产粮食，所以自然要抑制。不能让老百姓都变成商人了。
欧洲与中国不同。因为欧洲是封建制，并不需要大量征粮招人。欧洲旧贵族之所以也鄙视商人，主要是因为：货币有拉平各种社会职能的能力。而掌握货币的商人天然就对传统贵族具有威胁性。
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说的。
把他这句话套到古代欧洲来看，可以发现很有道理。比如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商人花钱买头衔就让旧贵族很不满。
在旧贵族看来，自己的贵族身份是靠打仗立战功赢来的，如果花钱就能买到头衔，那不仅会败坏贵族阶层的声誉，还会损害国家的整体战斗力。
这一点跟我国古代士大夫极度鄙视商人的情况类似，士大夫寒窗苦读十年才考了一个功名当上官，结果商人花钱就能买。这严重损害了士大夫的声誉和科举的神圣性。是绝对不能纵容的。
另外，商人有钱，可以买地。一旦当大量土地落入了商人手中后，必然会导致大量失地农民变成了无业游民甚至债奴。这在传统社会，是旧贵族不能忍受的。
因为在传统社会，土地资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老百姓不需要交易，只需要小范围内的互惠即可。如果这个传统社会关系让商人用市场逻辑瓦解了，那整个社会统治秩序也必然是瓦解。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西方，也包括日韩等国的政坛，都是商人逆袭的结果。有钱人才是幕后大佬，政客只不过是被他们推到台前的提线木偶罢了。
作为旧贵族而言，这种地位转变当然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就要抑制商人。只不过，资本主义是大势所趋。谁也不可能跟钱过不去。
贵族后来也加入到了资本阶级之中，有钱人满满做大，通过资本控制社会，于是才变成了今天的这种情况。
用户 明月明朗明空明天 的回答
中国古代社会对职业的分级是士农工商，商为最低级，从商的普遍不召待见，也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秦朝时商人都不能穿丝绸衣服，唐朝时出身商人家庭的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著名诗人李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经济方面
古代都是农业经济，自给自足，没有多余的物资进行买卖，也没有需求。交易时货币的使用也是个问题，古时候的铜钱，携带不是那么方便，到了宋朝出现了“交子”纸币才方便一些。
政治方面
古代的治国基本国策是“重农抑商”，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而商人手里有钱，有时被统治阶级认为是潜在的危险隐患，比如他把钱如果资助给起义的人员，他的财富就对朝庭形成一种威胁，明朝大富豪沈万三被朱元璋杀掉就是犯了这个忌讳。
地理方面
商业，有一点重要的是奇货可居，一招鲜吃遍天，地方差异，商品的独特性完成交易需货品的流动，古代交通不发达，南北东西距离又大，等到东西运到时，黄花菜也凉了，只有朝庭才可以实现，杜牧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了运到新鲜的荔枝供杨贵妃吃，都不知累死多少匹马。
商人有悖社会道德
古代社会受儒家思想影响，道德水平备受推崇，商人往往与缺斤少两言过其实联系在一起，“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在人们看来，财富来路不正，人品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