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晨夕
1967年11月21日晚，风雪交加。
那日，饱受摧残的刘允斌拖着带有伤痛的身体回到了家，妻子李妙秀赶紧迎上来，体贴地抚去落在丈夫身上的雪片。
看着丈夫憔悴的脸庞，还有身上的新伤旧伤，刘妙秀心如刀绞，滚烫的泪水犹如决堤的洪水般，落在她的脸上、衣服上。
一年多来，夫妻二人过得都很压抑，平日里他们只默默地关心和陪伴对方，不会有过多的言语上的交流。
可那天，和衣躺下的刘允斌话格外多，他对妻子说：
“我来到这个世上42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唯一感到内疚的就是对你，你跟我同甘共苦这么多年，受尽了委屈，你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我也就无憾了。”
刘允斌喃喃地说着，李妙秀就静静地听着，夫妻俩还谈了很多，他们回忆从前，畅想未来，唯一避开的就是现在。
李妙秀以为丈夫突然话多，只是生活太压抑了，并没有多想，聊着聊着身心疲惫的她就沉沉地睡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寒风将睡梦中的李妙秀惊醒，她这才发现丈夫竟然不见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李妙秀急忙跑出家门，四处去寻找，她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找到丈夫，不安的感觉越发强烈。
直到天蒙蒙亮，李妙秀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了丈夫，只见丈夫横卧在铁轨上，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一刻，她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
刘允斌，刘少奇的长子，一位非常优秀核武器专家，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人知道他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时，内心里经历过怎样的挣扎。
他走了，生命永远定格在42岁，回望他的一生，有心疼、有敬重、有钦佩，更有深深的遗憾和惋惜。
（刘允斌和父亲、妹妹）
刘允斌的故事，还要从1924年说起。
1924年，刘允斌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煤矿，他是刘少奇和何宝珍的第一个儿子，在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他的到来为父母带来了无限的喜欢和欢乐。
当时正处动荡岁月，父母都要从事革命工作，他们四海为家，又因环境险恶，带着儿子既不方便又有危险。
夫妻二人商量后，决定将儿子交给矿工抚养，正巧刘允斌的六伯来到了安源，六伯觉得刘允斌是刘家的后代，与其交给外人抚养，不如自己带回老家。
就这样，刘允斌被六伯带回了老家，刘少奇夫妇则南下开展工作，虽然心有不舍，但为了革命他们必须舍弃小家。
虽然刘允斌生活在六伯家，但他的童年过得并不幸福，因六伯家家境不好，生活艰难，五六岁的年纪，刘允斌就开始背着背篓、带着一把镰刀，上山放牛。
那会，刘允斌一走就是一天，在山上他一边放牛，一边割草，中午饿了就吃点冰冷的山芋，日落黄昏时，他赶着牛、背着草才踏上回家的路。
到了七八岁的年纪，他干的活更多了，不但要放牛、割草，还要下田种地，在六伯家他并不是孩子，已经是一个劳动力了。
艰苦的劳动，让刘允斌的童年提前宣告结束，而因为缺少父母的关心和陪伴，也造成了他性格中孤独和倔强的一面。
刘允斌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心里也渴望见到父母，尤其看到别的同龄人都有父母疼爱时，他内心里无比惆怅和。
遗憾的是，他的母亲何宝珍，在1934年英勇就义了。从此后人们心中多了一个英雄，但刘允斌却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偌大的天地间，他再也没有机会感受母爱了。
母亲去世后的第四年，刘允斌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六伯告诉他：“你爸爸要我把你送到延安去。”
虽然不知延安是什么地方，父亲是什么样子，但想到能够和父亲在一起，14岁的刘允斌激动的一夜未睡。
到了延安后，六伯指着一个身材挺拔的男人说：“这就是你爸爸。”
刘允斌看着“爸爸”，有种陌生感，他下意识地望了望六伯，得到肯定的眼神后，他才敢开口，却发现张着嘴巴叫不出来。
刘少奇望着儿子，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他一步上前搂住了儿子，扑倒在父亲怀里的刘允斌也哭了，情感一并迸发，他终于叫了一声“爸爸”。
（刘少奇、刘允斌和苏联媳妇玛拉）
父子久别重逢，场面感人至深，刘允斌终于回到了父亲的怀抱中，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爱和温情，但这样的时光，只维持了短短一年。
1939年，刘允斌和妹妹刘爱琴，告别了父亲，远赴苏联留学。到达苏联一年后，刘允斌进入了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国际儿童院读书。
那所学校位于苏联的伊万诺沃市，那里的天气异常寒冷，对于自幼在南方长得的刘允斌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考验。
不过，刘允斌不愧是英雄的儿子，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对抗严寒，学习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他总是披星戴月地学习，刻苦钻研，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可平静的日子刚过两年，一场战争又打乱了他生活和学习的节奏。
1941年，苏联保卫战爆发，苏联的环境变得更加恶劣。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有时候刘允斌每顿只能用半片面包，几个蘸盐的小土豆果腹。
但刘允斌劲头不减，他曾要求去前线打仗，却没有被批准。虽然不能奔赴前线，但他和毛岸英一起到军工厂去参加劳动，制造枪支弹药，还到附近的农庄参加收麦子，拾土豆。
（刘允斌和妹妹）
战争整整持续了两年，最终苏联取得了胜利，但刘允斌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新来的院长极其不负责任，压根不管学生是否吃饱，挨饿依然是常有的事。
为了改善下生活，刘允斌就利用苏联籍的身份，给出版社抄稿子、到码头背蒲包，这样才可以勉强增加一点收入。
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打消刘允斌对学习的热情，他争分夺秒地学习，并在1945年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
当时，刘允斌考虑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工业，所以才选的这个专业。可以说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以祖国利益为重。
不过，四年后当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刘允斌意识到，原子弹不仅能改变战争的结局，而且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原子弹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
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改学核专业，并成功考入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研究生，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后，1955年毕业时，刘允斌获副博士学位。
（刘允斌和苏联妻子及其子女）
此时，刘允斌来苏联已整整16年，在这个国家他不仅学业有成，还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刘允斌的妻子名叫玛拉，二人于1952年结婚，婚后生活美满幸福，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玛拉原本家境就不错，夫妻俩又都是高尖人才，如果一直生活在苏联，他们定能过上安稳又富有的生活。
但那会中国人才稀缺，国家建设迫在眉睫，刘少奇给儿子写信说：
“祖国和人民等待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
收到父亲的信后，几乎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刘允斌决定回去报效祖国。但妻子玛拉却不同意丈夫的决定，她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朋友、亲人，希望丈夫以家庭为重留下苏联。包括苏联政府，都试图努力说服刘允斌可以留在苏联。
面对妻子和政府的挽留，刘允斌动情地说：
“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在中国只生活了14年,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还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我不能不回去,因为贫穷的祖国更需要我,就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母亲更需要儿子强健的臂膀扶持一样,我的感情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
（刘少奇和俄籍孙子、孙女）
就这样，1957年10月，冲破重重阻力的刘允斌，背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祖国。
为此，他放弃了优渥生活，也失去了原本幸福的小家庭。回国之后，刘允斌曾返回苏联探亲几次，每次见到妻子和孩子他都很痛苦，他也曾试图让妻子来中国，但因为后来时局变动等种种原因，终未能如愿。
万般无奈之下，刘允斌和玛拉办理了离婚手续，用痛苦的方式，结束了婚姻关系。
为大家，舍小家，如此伟大的付出，让人敬重。
回国后的刘允斌，马不停蹄地投身到工作中，他简直就是工作狂，为了节省时间，他常常一次就买足一天的饭菜，钻进研究室就不再露面，一些运动健身场所都看不到他的身影。
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他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工作上，刚回国时，他还有些洋范儿，可不久后周围同事就发现，他头发不光了、皮鞋不亮了，衣服也不那么整洁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刘少奇的长子，是中国年轻的核专家，众人惊赞：“主席之子如此艰苦奋斗，难得，难得！”
（刘允斌长子）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背信弃义，不但调回了所有的苏联专家，拿走了所有的图纸，还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
周总理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于是国家在包头建立核燃料二厂,这就是后来人们常称的“包头202厂”，刘允斌也被调到202厂工作，并把原子能研究所整个核燃料工艺室人马并入该厂。
到了202厂，刘允斌忙得不可开交，头发长了没时间理，一双磨掉了毛的翻毛皮鞋穿在脚上就没脱下来过，身上的蓝大褂更是日夜不离身，晚上困了他就穿着衣服躺在实验室里休息，第二天醒了，直接投入到工作中。
有时候忙起来，刘允斌可以十天半个月都不离开科研室，他真正地做到了，忘我的地步，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将自己完全交给了国家和工作。
再婚妻子李妙秀生孩子时，恰逢刘允斌工作最紧张之时，他百忙中抽出一点空闲时间，买了一堆营养品送回家，之后拜托护理人员照顾妻子，随后亲了亲孩子，安慰了妻子几句，又匆忙返回科研室。
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后，刘允斌也没有时间陪伴，孩子都是交给保姆带，后来儿子回忆父亲时，辛酸地说道：那时我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根本顾不上我们，几乎完全把我俩交给了保姆，以致我们和保姆比跟父母还亲。
（刘允斌长子）
因工作繁忙，刘允斌无暇带孩子们回北京，以致两个孙子都未曾见过爷爷一面，这也成了他们终生的遗憾。
刘允斌一直以是刘少奇的儿子而自勉，他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松懈，为此付出了太多的牺牲，第一段婚姻，陪伴孩子等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传来，刘允斌全身热血沸腾，不禁泪如雨下，一向温文尔雅的他，纵情地欢呼： “爆炸了，中国人研制的原子弹终于成功了！
此时，刘允斌回国正好七年。七年间，他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工作，甚至和父亲都极少见面，更无暇顾及小家庭，他心里只有一个目标，中国原子弹早日研制成功。
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了。而这成功的背后，蕴含了刘允斌的智慧与奉献、奋斗与牺牲、欢欣与艰苦、失败与成功。（）喜悦过后，一切恢复平静，第一颗原子弹也只是一个开始，之后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刘允斌也做好准备，打算拿出全部的热情，继续投身到下一轮战斗中。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大运动”爆发，随着父亲的出事，刘允斌的境况也越来越恶劣，他被下放劳动，他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但他并无怨言。
他常常反思：“也许自己身上确实有需要改造的东西，那就认真改造吧！”
在科研室，刘允斌是认真的，下放劳动他也如此，打扫卫生时，犄角旮旯他都不放过，掏污水沟时，别人都休息，他却干个不停，哪怕累到大汗淋漓也不停，搬砖是手磨出了血泡，他就找块布包上好继续干。
可尽管他如此“听话，勤奋”，处境依然很艰难，以往的同事都疏远他，让他难过的是，曾经自己帮助过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来了,揪他的头发,往死里整他,，甚至要他揭发父亲。
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妻子不离不弃地陪着他，刘允斌知道妻子心里苦，他总是试图安慰：“我相信，相信这一切会过去的，误会定能解除！”
（刘少奇和刘允斌长子）
然而，事情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无休止的辱骂、唾沫、拳脚和棍棒，彻底击垮了他的意志，在苏联时，战争、寒冷和饥饿，他都挺过来了，但这一次他发现自己挺不住了。
最难过的是，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他无处辩解，也无法辩解，他的内心越发孤独，他对“生”越来越没有期望了。
他担心父亲，担心弟弟妹妹，但他们都失联了，偌大的天地间，刘允斌充满了无助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所有人都躲避他们时，家里的保姆却没有嫌弃他们，坚持留在家里和这对夫妻一起面对那些灾难。
但最后，保姆夫妇也被赶走了，临走时老俩口说：“我们什么都不怕，两个孩子我们带上吧。”刘允斌夫妇欣然同意。
保姆夫妇的善心，是刘允斌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最后一抹温情。只可惜，这温情太少，不足以成为他人生的救命稻草。
（刘少奇和俄籍孙子、孙女）
1967年11月21日，刘允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日，漫天飞雪，他悄悄离开家，不顾严寒和风雪，一步步走向了铁轨，没人知道从家到铁轨的路上，他想些什么，他带着怎样的一种绝望，决定和世界告别的。
也许，他想到了自己悲苦的童年、想到了父亲、想到了苏联的妻子和儿女、想到了留学时光、想到了回国后为祖国强大而做出的努力…..
如今，刘允斌已去世半个世纪之久，但他为祖国所做的一切不应该被遗忘，他曾说：“希望自己是父亲的骄傲。”
他做到了，虽然他的生命只有短暂的42年，但他的奉献精神却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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