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博山炉 东汉
金瓯永固杯 清代
长信宫灯 汉代
铜太阳形器 三星堆文化
追簋 西周
八角星纹玉板 新石器时代
作为2022年的开年首场大展，故宫博物院以中国各地130件代表性文物艺术品为线索，将其故事背景叙述成一段完整的中国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陶瓶到西周时期的何尊、汉代的长信宫灯，从元代的“蒙古新字”符牌到清代青玉《文渊阁记》册……中华文化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在这场展览里，这些精美的文物艺术品以一种永恒姿态融入了我们的时空，呈现了“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丰富的源流，引领观众一同解开“何以中国”的时代问题。
当我们再问“何以中国”时，这些文物艺术品的故事，或许就是答案——
此次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三件“重量级”展品分别是红山文化的玉龙、西周时期的何尊、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玉琮。展览分为“源”“流”“汇”三个单元并下设九个章节，分别呈现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同侧面。根据展览内的介绍，中华文明始自涓微，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先后发祥，如满天星斗，又如重瓣花朵，是谓“源”；而后逐次凝聚，成涧成溪，沿民族融合、文化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不断演进，是谓“流”；荟萃精华，兼济天下，创造基于人民福祉的思想、制度体系和科学文化艺术成果，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是为“汇”。那么，“何以中国”展又将用哪些重要文物阐释说明中国的“源”“流”“汇”呢？
古人朴素自然观的展示
生作在兹 启蒙奠基
从亿万年前开始，这片土地上有了智慧与记忆。我们的远古先民用不断发展的身体与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开拓自己的家园。在与自然万物的互动中，他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世界观，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绘制了雏形。
天地之间，数千年前，我们的先祖在漫漫长夜中，用手指描摹星象，把对生活的期待与对粮食的祈求，投注到了对天空与自然的崇拜中。太阳为他们驱赶严寒与黑夜，指示了劳作的时间。它高悬于天空，为人们带来光明。对于远古先民而言，它是伟大而神圣的存在。人们逐渐开始在银河里搜寻神明的轨迹，他们开始用龟甲占卜、用玉刻录星盘。而在他们的想象中，天地应该分别是圆和方的，“天圆地方”不仅象征着古人朴素的自然观，也是对为人处世的寓意，自有它和谐的哲思。此次展出的三星堆文化代表器物铜太阳形器、新石器时代凌家滩文化代表器物八角星纹玉板等，正是。
远古先民们并不只向上天祈求粮食却企图不劳而获。相反，他们勤劳、勇敢、聪慧、崇尚道德。耕作、织缕、冶陶、冶金……他们不断创造新的事物，充分地利用这片肥沃的大地上丰富的物产。早在新时期时期，先民们就利用石头打制了原始的磨盘、锄头等农业用具。在审美观的逐渐形成阶段，他们又自创了许多与自然相关的图案，并绘制或印在陶罐上，丰富了工具的审美属性。此次展出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是新石器时代的代表器物，这件家喻户晓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有着充满趣味的造型。彩陶瓶的口部是一张圆润的孩童面孔，而陶瓶周身则被淡红色陶衣以及黑彩画的图案所包围。这些由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美丽图形，与同一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有着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而这种有装饰性的、由土烧制的器皿，是何时由朴素的陶器发展到更加光洁的瓷器的呢？此次展出的战国时期的原始瓷——青釉戳印“S”纹兽头鼎就回答了这一演变的过程，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这件瓷器口沿置兽首，凸眼大耳，瓷器上部及腹部戳印“S”形纹，器身内外施青釉。可见瓷器也并非是一瞬间从陶器发展而成的，它也需要一定的过渡期，而这件原始瓷兽头鼎就是该时期的产物。
由夏商周王朝开始，在生产力较为满足的情况下，先民们逐渐创造出了一套维护秩序的制度，具体表现为“礼乐”与“宗法”。“礼”源自宗教祭祀活动，在西周时逐渐成为巩固周朝统治与约束行为规范的典章制度；“乐”同样发端于先民在祭祀活动中去表露感情的艺术活动，经过周公等人加工后，“礼”与“乐”共同成为维系周朝社会稳定的手段。经典成语“礼崩乐坏”也由此而生。在当时，用于表演的编钟也是身份的象征。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不同等级的人所能听到的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重重等级制度的加固下，人们深信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畏惧与崇敬着他。此次展出西周时期的追簋，这件盛放食物的青铜器皿上面所刻的铭文讲述了一个臣子与天子的故事。主人公“追”为周天子鞠躬尽瘁不辞劳苦，于是周天子也多次给予他奖励。为了感谢周天子的慷慨，“追”做了这件簋器，以纪念周天子的祖先。用这种祭奠的方式祈求自己能老寿、长命、善终，永世为天子之臣，而追的子孙后代也将万年珍视这件器物。从这段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追”对伴君如伴虎的清醒认知，并如同献祭一般地将对周天子的永世称臣刻在铭文上，以换来自己与族人的平安。
多民族共同书写历史
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
中华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单线程的运作。在与自然、与外部文明的接触中，本身就绚烂多姿的中华文明更是碰撞出了许多火花。我们都知道，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由多个民族共同构成，各民族共同书写历史、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
此次展出的牛虎铜案，是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遗址出土的战国到汉代时期的器物。“虎噬牛”是滇文化里的常见题材，虎象征权威与力量，牛象征财富与生命，这一主题通常表达“弱肉强食”的观念。古滇族器物的自然主义装饰，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器物上更为风格化的动物母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次展出的内蒙古博物院藏的银鎏金鹿啣草纹马鞧带饰，是辽代的典型器物，其中的动物母题图案完全是展示生机盎然的动物力量之美。此次还展出了元代时期的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元朝建立前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庞杂，政令下达颇有不便，忽必烈遂命重新创制蒙古文宇，即后来的“八思巴文”，也称“蒙古新字”。它主要运用于官方文书。这件虎符圆牌用于驿站间的通行，牌上的字即为八思巴文，也象征着一种官方行为。
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中华文明的传统思想体系、科技、艺术都有了极大的丰富。除了各地各民族充满特有文化的器物，从西汉开始，同样出现了融合西亚、粟特、中东等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工艺。中华文明以宽广胸襟广泛地吸收着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战国晚期到西汉时期，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与中亚、西亚游牧民族之间产生了更加密切的接触。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金牌饰即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南下的产物。此次展出的战国-西汉时期的金动物咬斗纹牌饰，上面呈现的对称装饰风格，具有斯基泰王朝的艺术风格。金步摇冠则是西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等北方民族特有的冠饰，以黄金制作的树状枝干上穿缀桃形金叶，显著区别于中原地区妇女佩戴的“重珠步摇”发饰。这种冠饰源于西亚，从汉代开始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向南传播。提到草原丝绸之路，就不得不提海上丝绸之路了。船运的发展使出海贸易变得越来越容易，在南宋，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在我国沿海登陆进行贸易，而中国的商船也满载着瓷器、农产品等向世界出发，并换来其他国家的特产。此次展出的广东省博物馆藏宋代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金项饰，就是这一时期的珍贵存证。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格物维新 汇流澄鉴
中华文明在与自然的长期对话中，产生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通过向大自然索取宝藏、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古人也学会了如何回报自然，将与自然的深厚情感化为人文景观。故宫博物院藏的东汉时期的力士博山炉，还原了人与自然之间最生动的场景。在重叠错落的山峦间，有人物驾牛车出行；猎人巡猎，张弓搭箭瞄准飞禽，追逐逃窜的野猪；虎、狼等猛兽猎捕牛、鹿或与人搏斗。故宫博物院藏的金代时期的白玉镂雕春水图佩，则展示了契丹民族喜欢在春、秋两季到某山某水行猎，也称“春水”“秋山”的习俗。金代玉器常以“春水”“秋山”为题材，纹饰表现海东青猎鹅雁和山林呼鹿射鹿等内容，极富自然野趣。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化在先祖们的努力下，因其广博的特质而更加璀璨。民本邦宁，国家的和平与安定，百姓的富足与康乐，是人们内心恒久的祈愿。金瓯永固杯是清代皇帝在每年元日子时举行“开笔仪式”时的专用酒杯，有“感政通人和，祈江山永固”的寓意。既有皇帝对政权安稳的希冀，也有对天下太平的祝福。四大发明见证了中华文明极有发明与创造性的一面：无论是活字印刷术、造纸术还是其他科学技术，都给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它们自身也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不断更新，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奇迹。此次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的清代木活字戳，就是珍贵的实物展品。此外，展览展出的苏州碑刻博物馆藏的南宋《天文图》碑拓片，展现了南宋极高的天文水平。《天文图》由南宋黄裳绘制并在其任嘉王府翊善期间进献给当时还是太子的赵扩，淳祐七年(1247年)由王致远组织刊刻上石，并竖立于苏州府学。碑石主体分为星图与图说两部分。据史载，北宋曾于大中祥符、景祐、皇祐、元丰和崇宁年间，组织过五次星象观测活动。这份星图，就是根据元丰年间(1078—1085)的观测结果绘制的。它的丰富性与准确性，展现了南宋极高的天文水平。
同时，为了将已经生长为各种姿态的文化再整合，中国古代官方使用了刻经与著书两种方式。此次展出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残石经，是其中的代表。中国古代官方在碑石上刊刻的官定儒家经书，被称为儒家“石经”，是供士子学习和校写经书所依据的标准文字，对于规范文字、推广教育有重要作用。后蜀石经是中国历代石经中费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种。十分形象地展现了古人对“汇流”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