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庆会被定为国民政府陪都呢？而不是成都或其他城市？
第一，重庆拥有悠久的历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代的发展，重庆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最发达、工业最先进的城市。也就是说，当时的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的大城市之一，具备了承载国民政府和大量人口迁入的能力。
同时，重庆紧靠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也使得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可以拥有足够的物资供应。这也是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的极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包括庞大的国民政府机构及军队在内，重庆长期驻扎数十万完全脱产的人口。
第二，重庆是著名的山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与此同时，重庆又有长江流过，交通便利。这也是重庆被定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战时期，由于敌强我弱，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最为惨烈的焦土政策，以空间换时间，也因此，中国大部分精华地区沦陷。而作为首都，也必须考虑面对日寇大举进攻，能否守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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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怂、跟我上，这就是原因。既然不要怂，那就不能入蜀，入蜀就代表你怂了；既然跟我上，那就立足重庆，随时准备杀出去、收复失地。
日本全面侵华，这就是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吊打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所以，国民政府肯定扛不住。但是，这时候已经出现了有利的契机。
1936年西安事变，国共两党随即完成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整合。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立即强力硬怼，准备全面作战。
之前的日本政府，军部要多左有多左，内阁要多怂有多怂。但是，1937年却出幺蛾子了。近卫文麿近卫文磨当上了日本首相。这家伙不是左的问题，而是一盆泼在马路上的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愚蠢的坑。为了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首相，近卫文磨表现得比军部还军部。所以，当时的日本情况就是：军部一直左，而内阁比军部还左。
七七事变之后，近卫文麿近卫文磨立即彪悍到疯狂，大手一挥就向中国华北增兵三个师团。这时候的国民政府，也不惯着鬼子了，严令北平自治政府不许和鬼子谈判，同时从南京派出部队开赴华北。
发现中国一反常态的硬，集体向左的日本，立即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派出了70万部队从东北、华北和华东三个方向进攻中国。按照日本军部的设计，只需要在三个月，中国肯定投降。
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输。但农业国根本扛不住工业国的进攻。所以，国民政府被打得一塌糊涂，只能向内陆撤退。
1937年，国民政府发布了“迁都重庆宣言”：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这是啥意思？意思是死磕到底、决不投降，近代中国已经受够了屈辱。
当时，虽说要迁都重庆，但中国的政府机关和主要兵力却集中在武汉。武汉是全面抗战的第二线。这就是决心，也是态度。但凡有可能，当时的国民政府要强硬到底，跟鬼子死磕。
但日本也强硬到底了，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从南京杀到了武汉。在武汉广州会战开打之后，国民政府就是再不愿意，也得迁都重庆了。
1938年7月，国名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驻武汉各党政军开始撤离武汉，向重庆转移；8月4日，驻武汉各机关全部迁至重庆； 12月8日，蒋介石及其侍从及幕僚人员飞抵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完成迁都重庆。1940年8月15日，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确定重庆为永久陪都。
但是，迁都重庆，日本人就不会进攻了吗？根本就不可能。鬼子的目标是什么？全部占领中国，这就有点儿扯淡了。因为中国太大，鬼子还没有修炼出这么好的胃口。
关键是日本的主要国策是北上派和整体派之争。一派要北上打苏联，极端地仇共反苏；一派是把美英法苏捆在一起打，左到无底线。但无论是北上派思路还是整体派思路，都要求避免陷入中国战场。甚至，日本还希望联合中国一起赶走白鬼子，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非要全面侵华干什么？完全是因为愚蠢和固执。当时的近卫内阁天天开会，争论的焦点是：到底是北上打苏联还是南下打英美。日本必须定下个基本国策。但这个国策死活定不下来。吵够了就问一下中国咋还不投降，真讨厌，增兵。于是，日本就一直在中国死磕。
所以，日本的目标是国民政府投降。但是，怎么才能迫使中国投降呢？方案就是增兵，手段就是打。于是，即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本也不会停止进攻。
1938年到1943年秋，总共五年半的时间里，重庆就遭受了近万架次日本飞机和两万枚炸弹的轰炸，两万多人伤亡、一万七千多幢房屋损毁。
但是，国民政府始终不离开重庆。那么，除了重庆之外，就没有更好的陪都选择了吗？
当然有，那就是成都。
从决定退守开始，国民政府就在成都和重庆之间进行了艰难的抉择。表面上看，成都的安全环境要比重庆要好得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也非常齐备。但是，国民政府最后还是决定迁都重庆。即便一直生活在日机的轰炸下，也没有放弃重庆。
这是为什么？
陪都定在重庆，就是在保持战斗意志，告诉全国人民：政府没怂。中国绝不投降、决不妥协，但有机会就会杀出重庆、收复失地。从重庆出来就是武汉，国民政府相当于守在了最前沿，随时都能够向沦陷区发动进攻。
而定都成都就麻烦了。蜀地天然就是一个偏安之地，凭着三峡和秦岭天险，蜀地易守难攻。这的确更安全了。但你也别想出来。所以，国民政府只要迁都成都，就是在告诉全国人民：我们怂了，不想打了，偏安一隅就行了。
那日本人为什么死活也拿不下重庆呢？一个是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了，无法集中；一个是国共两党在敌后战场遍地开花，也没让日本闲着；一个是重庆位于险峻的巴蜀之地，地图上看着近在咫尺，实际却险隔重重。
但最关键的还是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中国从巴黎和会到全面抗日，基本完成了民族主义的转型。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帝国时代的大清政府，而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国家打仗，要钱；民族国家打仗，要命。而日本恰恰忽略了中国的这种转变，一直把中国当成大清来对待。此时的中国，从政府到人民都拿出了死战到底的精神。政府定死重庆不退、人民死战到底顽强。国共两党也保持了高度的团结，一致对外、共御外辱。所以，从迁都重庆到抗战结束，日本人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无力一窥山城究竟。但重庆也遭受了巨大的代价，重庆军民长期生活在惨烈的轰炸之下。而大轰炸之下的重庆，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缩影：中国不会向日本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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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选择重庆做陪都基本是出自战略上的考虑。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占据了整个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大肆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了首都南京。在哪个时候国民政府就考虑到了迁都，并且选择了五个城市分别是：北平、武汉、西安、重庆和洛阳。
▲卢沟桥事变之前形势
先说下北平，北平的问题在于离日军势力范围太近，一旦中日开战就会首先遭到日军的进攻，所以北平首先就被排除掉了。
抗战爆发后，日军首先拿下了北平和天津，兵锋所指直达山西，当日本人打到山西的时候，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也很紧张，老蒋身边的人都是读过中国历史的，他们都知道山西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一旦失去了山西日本人就打开了三条南下的通道：西路进攻陕西，然后拿下四川，这样的话中国就失去了战略大后方，当年蒙元打南宋就是走的这条路；中路从山西过河南拿下武汉，这就等于来了个黑虎掏心，中国的东西两部分就分开了，此时再去打南京就是瓮中捉鳖了，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南下就是走的这条路；至于东路就更不费劲了，从山西过太行山进入河北、山东，然后南下江苏往南打，这就是清朝灭亡南明的路线。
其实说到这里，之前五个迁都选项中的西安和洛阳就可以排除掉了，如果首都选在了西安或洛阳，这两座城市都在日本人由北往南走那三条致命路线上，首都设在这两座城市，日军肯定会由北往南打。
这三条路基本都很难挡住，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有两个关键人物出来了，这两个人都是浙江人，都是老蒋的老乡。第一个人是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他的著作《国防论》里有个重要的结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说白了就是无论被日军打的多惨，就是不要跟日军讲和。这是因为中国的战略纵深特别大，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光大的战略纵深拖死日本，拖垮日本，其实这个思路就是后来持久战的雏形。
▲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
第二个人是陈诚，他非常受老蒋的倚重，军中外号是“小委员长”，在北平天津失陷后他就提出一个战略构想，国军不北上迎敌，而是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出手，他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就有两个道理：第一，从北往南打，日本人的机械化装备比中国要好，而中国的北方是华北平原，一马平川，如果日军南下国军根本抵挡不住日军。但是如果把日本人调到上海，那么就可以改变日本人的战略方向，由从北往南打变成从东往西打。即便上海守不住也可以一路往西沿着长江沿岸撤退，长江是水网地带，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展开，这样中国就会具有更大的战略优势。老蒋在听了陈诚的这个建议后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好，便组织了大批军队进攻上海，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淞沪会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如果在华北与日本人作战，外国人是看不见的，但是在上海跟日本人打，大量租界的外国人都是看在眼里的，这样就能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援助，运气好的话还能把美、英、法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拉下水。
淞沪会战最大的战略目标是把日本的战略进攻从由北往南打改成由东往西打，那么日本人就真的会乖乖听话，被中国牵着鼻子走吗？结果还真的被中国牵着鼻子走了，很大原因在于日军的高层并没有多少战略眼光。
对于日本来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一开始只是想逼着老蒋政府承认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拥有，也没想到要与中国全面开战，日本人的心态就是吃掉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后慢慢消化，消化好了再吃一口，慢慢地把中国给吃掉。“七七事变”并非是日本高层的意思，实际上是由日本底层军官发动的，“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的平津，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想在占领了平津后跟国民政府谈判，让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对平津的占领，还没想到要与中国全面开战，其实这是当时日本高层的心态。
▲“便所扉”衫山元
再拿日本当时的高层来说，比如陆相杉山元，他的外号是便所扉，便所就是厕所的意思，扉就是门，当时日本的厕所门既能往里开也能往外开，便所扉的意思就是讽刺衫山元是个拿不定注意的人。在“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他手下的石原莞尔就提议马上与中国停战，因为日本根本就没有能力与中国全面开战。另一帮人就鼓捣衫山元继续发动战争，以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后来衫山元就跑过去跟天皇说继续跟中国打，天皇就问衫山元，如果与中国开战的同时苏联从背后进攻我们怎么办？衫山元就脱口而出了一句“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回答，其实以当时日本的情况来说，衫山元的本意并不是三个月内占领整个中国，而是三个月搞定中国的意思，也就是狠狠地揍一把，然后逼着国民政府承认日本的既得利益，结果衫山元的牛皮最后吹破了，日本只是打上海就用了三个月，不但没有“灭亡中国”，还没把中国打服，战争还要继续。
淞沪会战的意义就在于一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抗战信心，使当时很多国人看到中国可以与日本全力一战；二是改变了日本人的战略方向，由从北往南的进攻变成了从东往西的进攻。
那么日本人就有这么蠢吗？中国人要你从东往西打你就真的从东往西打？这点还真别说，日本人在战略上就有这么蠢，后来日本人自己也认为，抗日战争，日本人是用一个又一个战术上的胜利，换取了战略上的失败，日本人在战略上从来都是弱项。
在成功改变日本的战略方向后，剩下的两个选项：武汉和重庆便在抗战期间先后承担了首都的职能。1937年底，在日军进攻南京之前国民政府就搬到了武汉，其目的也很明显就是引诱日军沿着长江自东往西发动进攻，利用长江水网层层布防以拖垮日军。
▲花园口决堤后，中原一片泽国，彻底断送了日本由北往南打的路线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在战略上已经出现了转机，1938年3-4月份中国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到了6月份，虽然发生了一个悲剧，国民政府炸掉了花园口，导致黄河决堤，对于当地百姓来说也是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但是从军事战略上来说，这次决堤使黄河一冲而下，中原就变成了一片泽国，甚至把一支日本军队拦在了黄河南岸被中国军队全歼。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战略态势，日本人彻底算送了从北往南打的这条路，后来的武汉会战也因此变得好打了，只需要注意从东往西这个战略方向就行了。
这个时候的日本为了迅速打垮中国，尽快结束战争，不惜血本地发动了武汉会战。到了这个时期中国军队的打法就与以往不同了，以前无论是平津还是上海、南京中国军队都与日军力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与优势的日军硬刚。但武汉会战时期，中国军队则采取了层层防御的作战策略，虽然是节节败退，但成功阻截了日军四个月的时间，让日军抛尸无数。武汉会战打到最后，其实中国军队也没守武汉，在日军进入武汉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把武汉全部该迁移走的物资、人员都迁移走了，放了个空城让日军占领。
武汉会战可以说是耗尽了当时日本的国力，在整个1938年日本的军费就高达59.62亿日元，占其当年总支出的76.8%，而当时日本全国的GDP也仅为190亿日元左右。武汉会战之后，日本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导致日本不得不实行配给制，当时日本在国力上已显现出了颓势。
武汉会战打完后，中国抗战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是为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迁往了重庆，重庆就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直到抗战结束。
▲整个抗战期间，重庆成为了中国的大后方，直至抗战胜利
最后说明一点，至于成都没在迁都的选项之内，原因就在于成都也处在日本自北往南进攻的西线路线上，如果选择成都为首都，日军必然会重点进攻山西和陕西，然后由陕西关中平原南入四川，这样的话，国民政府就无法引导日军自东往西进攻了。选择重庆为陪都，即便重庆失守了，国民政府还可以往成都搬迁，但一旦选择了成都，日军就会首先进攻成都，从后方迂回包抄重庆，在战略上反而更为被动。
